首先，冉垕肯定了朱詹所说的话的一部分，即认为“彼若在外，自可随时制宜”。但冉垕又指出，“然其发兵出师，始定谋于州境，非决机乎戎场”。可见，在冉垕看来，虞晃如果在“州境”之外作战，是可以因时制宜的，但问题在于虞晃在成功击败鞑靼进攻后决定“发兵出师”（即追击鞑靼）时，是在“州境”之内，而不是“决机乎戎场”，冉垕认为，在“州境”之内的情况下，刺史是不能够“断征伐”。所以，归根结底，冉垕认为虞晃应当被治罪“擅为调兵”的原因是在非特殊情况（即“非决机乎戎场”而“定谋于州境”的情况）之下，刺史不能够“断征伐”。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关键问题：东秦刺史的军事权限是怎样的？《前秦书·军兵志》：
诸州都督总领本州兵马，秩四千石，雍州以西京所在，秩五千石。然自开秦以来，凡为都督者，必为刺史。而凡为刺史者，未必都督。诸州除郡兵之外，各设州兵一军，有都督则属都督，无都督则属刺史。刺史加都督者，调郡兵无议；刺史无都督者，调郡兵必有太守或郡尉之印符，或奏于东都兵部，或奏于西京留守，然后事急可从权，不须报而发郡兵。?
由此可知，刺史在不加都督的情况之下（虞晃即未加都督），只能够调属于刺史统领的“州兵一军”（东秦一军为一万五千人），如果要想调动“郡兵”，必须要有太守或郡尉的印符，并将其情况报告给洛阳或者长安（在紧急情况下甚至可以不等待洛阳和长安的回复）。那么，由此可见，刺史被限制的“断征伐”的权限主要在于调发“郡兵”的情况，并且，刺史如果得到了太守或郡尉的印符，并将其情况上报，也是可以调发郡兵的。因此，如果冉垕想要成功弹劾虞晃，那么虞晃就必须调动郡兵，并且没有得到太守或郡尉的印符（或未将其情况上报）。但是，《前秦书》并未记载虞晃是否调动郡兵并且没有得到太守或郡尉的印符（或未将其情况上报），这使得“虞晃案”的逻辑链条出现了断裂。
然而，《东都世言》却保存了一则极为关键的史料：
六十九：鞑靼首领莫佩他尝寇并州，为虞并州（注曰：并州刺史虞晃）所破，并州总州郡兵马数万，出境追北，馘斩数万，威震沙漠。而并州初调诸郡兵，奏称将以御敌，未言跨境而穷讨。于是冉御史垕（注曰：御史台令冉垕）劾其枉调郡兵，自作决断。朱尚书（注曰：尚书台令朱詹）以为：将帅者，君命有所不受，可临时变机。御史执曰：“彼若在外，自可随时制宜，然其发兵出师，始定谋于州境之内，非决机乎戎场，岂刺史可断征伐邪？”竟免其官。?
这段史料为我们提供了几点极为关键的信息：1.虞晃起初确实调动了“郡兵”，原因（或用处）是“将以御敌”，对于这次调动，虞晃上奏了朝廷，在上奏中虞晃对于调动郡兵的原因（或用处）只谈到了“将以御敌”；2.在击败了鞑靼的进犯之后，虞晃再一次调动了郡兵以追击鞑靼（虞晃此处“总州郡兵马数万，出境追北”，显然不只带了一万五千的州兵），而对于这次调动，虞晃却未向朝廷上奏（笔者推测应当是当时战况紧急，未能及时拿到太守或郡尉的印符）；3.冉垕针对虞晃调动郡兵追击鞑靼却没有上奏朝廷一点进行弹劾。?
综上，冉垕对虞晃的弹劾的逻辑链条成功得到了闭环。那么“虞晃案”的本末就变得清晰了，其可以简单概括为：虞晃因为调发郡兵追击鞑靼时未及时将情况上奏给朝廷，被冉垕弹劾；朱詹试图以“沙场之上”可以因时制宜为理由，为虞晃开脱；然而冉垕以虞晃进行战略决策之时在“州境”之中，而不是“决机乎戎场”为由，坚持弹劾虞晃“擅为调兵”；最终弹劾成功，虞晃被免官。
三、“虞晃案”的影响：“彼将坠者，其社稷江山也！”
“虞晃案”最终以冉垕成功弹劾虞晃，虞晃被免官为结果。“虞晃案”对于东秦后期政局而言，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其直接影响自然是虞晃被免去并州刺史一职，并州刺史一职由冉垕之子冉由接任。此外，“虞晃案”还有着不小的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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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阀势力膨胀
在“虞晃案”中，激烈争斗的双方分别是以朱詹、虞晃为代表的寒门人士和以冉垕、冉由为代表的门阀人士，最终门阀人士依靠其强大的势力，取得了胜利，首先将寒门出身的并州刺史虞晃罢免。此后，在“虞晃案”中取得胜利的门阀人士乘胜追击，进一步在朝堂之上排挤朱詹：
（高隆五年）六月，詹又上策以为：“今鞑靼、瓦剌寇掠北疆，谷浑、特蕃骚扰西境，边关有烽火之警，塞民受劫盗之危，此今之大害也。臣以为，当于边地广开屯田，移民实塞，此可以使边塞之兵卒，不必万里运粮，且讲武黔首，使胡虏不能因隙扰犯，彼进不能克捷，退受我趋击，必当困顿绝心，降伏认罪。再密置烽火，多调强兵，重边关之防御，任善战之能臣，且设方略以间胡，使德我者来臣，畔我者孑孤，以是足以惩恶扬善，褒良剿贼，华夷可为一家，南北不动锋锐，此永绝后患也。”户部尚书薛臻驳之，以为鞑靼不足为患，瓦剌常怀教化，边疆无忧，诸重臣尽然之，事遂寝。詹既不能保虞晃，策复不受听，遂忧愤，屡乞骸骨，帝皆不许。?
此处与薛臻站在一边的“诸重臣”，无疑应当包括当时控制诸部尚书的门阀人士。最终，在高隆六年，以冉垕、严南为代表的门阀人士联合起来，发动了最后的进攻，将朱詹弹劾下台：
（高隆）六年二月，礼部尚书严南上书称尚书台令朱詹尸位素餐，乞免之。御史台令冉垕又以其多失法度于堂上，劾之。三月，诏免詹，詹遂还家，忧苦悲愤，闭门不出。?
朱詹被弹劾免官之后，另一位寒门人士的代表杨运也被弹劾下台：
六年，有司奏运与朱詹有结党之嫌，遂免官还乡。运不堪恚怒，七年病卒，时年五十。?
总之，可以看到，随着“虞晃案”的爆发与结束，寒门人士与门阀人士的争斗急剧白热化，而门阀人士依靠其在朝堂上总体而言占优势的力量，最终将寒门人士的两个代表——朱詹与杨运排挤出朝堂。此后，门阀势力再次垄断了尚书台与中书台的高级官职，而秦穆宗也转而沉迷于享乐之中，无心再对门阀势力进行抑制，于是门阀人士在击败了对手寒门人士之后，势力极度膨胀，这是“虞晃案”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间接影响。
（二）北境边防废弛
“虞晃案”之后，具有军事才能的寒门人士并州刺史虞晃被免官，门阀人士冉由被任命为新的并州刺史。然而，冉由并非将材，其在并州刺史任上，并未关心东秦的北境边防，而是只顾敛财，最终导致东秦北境的边防极度废弛：
垕又讽群臣，使由补为并州刺史。时由年方二十四，三四年间，自郡尉得为岳牧，天下惊骇。由既临州，索赂贪赃，巧取豪夺，家资遂以亿万计数，而布衣苦之。又专务产业，不事兵防，以是边境居民，屡为鞑靼所略。鞑靼寇犯，由弃州南逃，以是并北诸郡，一时沦陷，朝廷时务抗胡，不遑治之。永皇二年，免由刺史，收付廷尉，以失职丧地，禁锢终身。?
对于这一点，身处当时的鞑靼首领莫佩他的感受最为直接：
七十：莫佩他既为虞并州所破，颇惮畏之。虞并州既免官废诎，事闻于莫佩他，其方在马上狩猎，闻而仰首狂喜大笑，至于坠马，左右急扶其起，问“可汗无恙？”莫佩他对曰：“秦免虞晃，是亲掘坟墓，自毁长城。我今虽坠马，无碍也，而彼将坠者，其社稷江山也！此岂天助我乎？秦可灭矣！”?
莫佩他在得知虞晃被免官之后，直言东秦是在“亲掘坟墓，自毁长城”，并认为“彼将坠者，其社稷江山也”、“秦可灭矣”，足可见虞晃被免官对于当时东秦北境边防的影响。总之，“虞晃案”之后，东秦北境（尤其是并州地区）边防极度废弛，这是“虞晃案”的另一个间接影响。
（三）小结
综上，除虞晃被免官、冉由担任新一任并州刺史这一直接影响外，“虞晃案”还对东秦造成了门阀势力膨胀和北境边防废弛等间接影响。而在后世史家看来，门阀势力膨胀后的朝政腐败堕落与北境边防的极度废弛，是东秦王朝最终灭亡的两个重要原因：
史臣曰：穆宗之时，门阀堕落，赖其资第，坐至公卿。邓灼虚静，尚不为愆；至于冉垕、薛楚，结党排贰，进同弹异，爱私者擢拔，忌恨者黜抑，遂使纲纪混乱，政序衰颓，东都之浸羸，此辈不能辞责也！?
爰及穆宗成皇帝，留心犬马之事，肆意山水之间，怨讟兴于黔首，边防弛乎鄣塞。降及熹宗灵皇帝失御戎旅，崩弑行阵，鞑靼间隙，寇虐神洲，河北罹其荼毒，山东婴厥祸难。?
（都云令注曰：）呜呼，以臣观之，光宗溘然登遐，捐弃烝庶，穆皇奉纂，默然垂拱。而门阀世族，玩珪金銮；骄藩强岳，裂土分疆；豪强庄主，侵贫兼弱；鄣塞边亭，弥废寖弛。以光宗之神资，禀旷代之权略，尚能条理中外，承平朝野；俟穆宗之怠倦，逢熹宗之颠覆，遂罹倒悬陆沉，人危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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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说，“虞晃案”的结局，为东秦王朝敲响了最终灭亡的丧钟。
结语
综上，秦穆宗即位初期，试图依靠寒门人士来抑制门阀势力，导致寒门与门阀之间的尖锐对立，是“虞晃案”爆发的大背景。“虞晃案”的经过，可以简单概括为：虞晃因为调发郡兵追击鞑靼时未及时将情况上奏给朝廷，被冉垕弹劾；朱詹试图以“沙场之上”可以因时制宜为理由，为虞晃开脱；然而冉垕以虞晃进行战略决策之时在“州境”之中，而不是“决机乎戎场”为由，坚持弹劾虞晃“擅为调兵”；最终弹劾成功，虞晃被免官。而“虞晃案”导致了东秦后期门阀势力的膨胀与北境边防的废弛，则为东秦王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余论：略谈朱詹
作为秦穆宗初期寒门人士总代表的朱詹，他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
相比于那些衣冠累代的门阀，朱詹的家境并不突出，他“少贫乏”，只能“常为人苦力”。但他却并没有甘于现状，反而“颇耽学，每为人佣抄，以机读书，故略有学识。”最终被举为贤良，在永弘七年成为了一名“县主簿”。与门阀世家人士二十岁左右便动辄以中六百石、六百石的官位起家相比，朱詹在三十岁这样的年纪，起家官也只不过是一个“比三百石”的主簿而已。
但是，朱詹却不乏能力与品德。面对劫掠行人的“贼首”鞠虎，朱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将其引上正轨，使其改邪归正，亲自为其改名“鞠悟”；在常山郡别驾任上之时，“郡内人民好斗，每有争端，持械而残杀，多有伤害。自詹就位，每和解劝导，以是日少，或偶有斗者，每曰：‘莫使朱别驾闻我等负之。’”?在这时，恰好朱詹又碰到了秦光宗这样一位善于唯才是举的君主，于是，或许是因为看重朱詹的才能与名声，或许也是因为希望能够为刚刚当上太子、日后将要即位的秦穆宗组建一套以寒门才俊为主干的东宫班底，?光宗任命朱詹为“太子中庶子”，辅佐太子（秦穆宗）。
于是，在秦穆宗即位之后，作为东宫旧臣的朱詹，在秦穆宗试图以寒门人士抑制门阀势力的机遇之下，被任命为尚书台令。当年那个“常为人苦力”、“每为人佣抄”的穷小子，居然一朝成为了东秦王朝权位最高的大臣，无怪当时“天下惊骇”。被委以重任的朱詹，并非有辜负秦穆宗的厚望，而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常昼夜不离台司，勤勉庶务，甚得称职”。然而，习惯了由他们掌控高官之位的门阀世族，自然不能容许朱詹这种寒门人士，因此，以冉垕为代表的门阀人士不断寻找机会，企图击败朱詹。
最终，双方之间的激烈较量在“虞晃案”中爆发，实力有限的朱詹最终在这场斗争中失败，门阀人士赢得了胜利。此后，门阀人士不断加紧攻势。而朱詹早在“虞晃案”之后就已经“甚寒心，常慨叹于时”了，在“既不能保虞晃，策复不受听”的情况之下，“遂忧愤，屡乞骸骨”，可见，此时的朱詹已经心灰意冷。虽然当年亲手将他提拔到尚书台令的秦穆宗面对朱詹的请辞，态度是“皆不许”，但事实上，随着“虞晃案”的结束，寒门势力被击败，可以看到秦穆宗的意志也在逐渐消沉，秦穆宗与朱詹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帝诏修泰乐宫、静心宫于长安，詹以为长安宫殿已备，不宜增修；若实欲章国盛，惟营泰乐宫即可，帝不听。
于是，高隆六年，门阀人士对朱詹发起最后一击：
六年二月，礼部尚书严南上书称尚书台令朱詹尸位素餐，乞免之。御史台令冉垕又以其多失法度于堂上，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