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山接着又说：“赵丙乾同志，你知道吗？我这个副县级的林地所所长的职位可不是坐直升机飞上来的！我要不上访反映压制我十多年降职近三职使用的情况，中央如果不来信督促太行县为我落实政策恢复我十多前的县级领导干部职务，我如果十多年前不是县级领导干部，太行县能给我安排这副县级的林地所的所长的职位吗？也许你不清楚。接到中央有关部门的信，太行县当时并没安排我当林地所的所长，而是让我当太行县的水泥厂的书记。太行县的水泥厂是个什么级别？”没等赵丙乾回答，杨学山直接回答说，“才是个股级！”看到赵丙乾被说成闷葫芦一个，杨学山又继续说，“后来因为身体原因，我不能去水泥厂工作，才把我安排到林地所的。而且，开始的时候，没有安排我当林地所的所长，安排我当林地所的副所长兼林场书记。后来，在我坚持要彻底按照中央来信恢复我的县级领导干部职位的要求下，太行县才让我当了这个副县级林地所的所长。我当上这个林地所的所长绝对不是轻轻松松坐上直升机飘上来的！那是磕磕绊绊的！那是之前我必须是县级领导，还要自己努力，费尽周折向上反映自己的情况，上边看你的情况确实是政策没有落实到位，才给有关部门写信，帮我落实政策的！”杨学山越说越生气，“怎么看我当了一个副县级的林地所的所长，我就成了我造反起家的了？我1953年就提升到正县级领导干部了。我是在战火中提升为县级领导干部的！应该说我是在九死一生中建立人民政权中起家的！我们南下干部牺牲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才在南下地区建立起人民政权，让南下地区人民过上了稳定安详的生活的？南下地区人民能过上和平幸福的日子，我们南下干部是立了大功的！提拔个县级干部是党和人民对我们南下干部付出的生命和流出的鲜血的报答！我们这些南下干部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绝不是造反起家的！要硬说我们是造反起家的，那也不是文革时期造人民政府的反起家的！是我们造封建地主剥削制度的反起家的！”说到这儿，杨学山停下来问赵丙乾，“赵丙乾同志，我提升为县级领导干部是解放初期！解放初期，有造反派吗？而且我并不是文革期间才提拔为县级领导干部的！我是解放初期就提拔为县级领导干部了！我1972年当上林地所的所长，不是提拔！那是中央强调落实干部政策，解决我一直降级使用的问题，恢复我解放初期的县级领导职务！不是提拔！是恢复！你听懂了吗？”说到这儿，杨学山强调说，“赵丙乾，我再次向你强调，我1972年当上副县级的林地所一把手不是提拔！只是恢复我解放初期我的县级领导干部的职务！武装部那个姓盘的不了解真实情况，只是凭他看见的表面现象没有依据的个人猜想！你们工作组作为一级组织的代表，应该深入调查事实真相，不能偏听偏信。”说到这儿，杨学山忽然想起，这时正好是正式反映自己诉求的时候，就郑重地对赵丙乾说，“你们工作组是一级组织的代表，我现在正式向组织提出，要求组织去太行县组织部调查一下，当年中央有关组织的那封要求太行县恢复我县级领导干部的信！”见赵丙乾默不作声，杨学山又愤愤不平地说，“另外，我当林地所的一把手前，已经是太行县的电信局长了！不是林业科的副科长！从一个正科级干部升为副处级干部是一下升三级吗？上过学没有啊？谁家从正科级升到副处级是连升三级啊？”说到这儿，杨学山停下来，用加强的口气说，“那是官升一级！干部不都是一级一级地升吗？难道升官还有半级半级升的吗？我都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想的？光看见我当林地所的一把手的权力了，看不见我是怎么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在降职近三级使用的情况下，还穿山越岭地为太行县人民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不辞辛苦任劳任怨的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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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工作组无法对杨学山继续审讯下去了。只能停止对杨学山的讯问，把人分成几路，去调查杨学山。

经调查，验证杨学山说的全对，1972年，太行县组织部，确实收到过中央有关部门关于落实杨学山县级领导干部职务的信件。而且杨学山文革期间，不是挨整，就是关小黑屋，家人还受到严重冲击。就如实向太行县领导汇报了情况。太行县领导把工作组汇报的情况转给了省林地院，并对省林地院的领导说，没法按照省林地院想像的那样，把杨学山按照造反起家的“三种人”撤销杨学山的领导职务，表示不想管林地所的事。

可省林地院强烈要求太行县继续帮忙，对太行县说，如果找不着杨学山文革中的错误，就查杨学山的执政期间的腐败问题。并坚定地对太行县的领导说，杨学山肯定有贪污腐败问题！三年清府还十万雪花银呢，何况杨学山当了“二十万雪花银”年头的林地所一把手，杨学山再清廉，也能查出点儿问题。只要查出杨学山一分钱的问题，就可以撤销杨学山林地所一把手的职务。

于是，工作组又进驻到林地所，调查杨学山执政期间的贪污腐败问题。

赵丙乾先从查账入手，寻找杨学山违法乱纪的蛛丝马迹，凡是杨学山的票据一个不落地全都翻出来，一个字一个字的抠，一个日期一个日期的核对，看没有没重复报销的，多吃多占的，贪污公款的等。同时他还找林地所的所有干部职工进行单独交谈，让林地所的干部职工揭发杨学山的违法乱纪行为。然而两个月过去了，尽管工作组费尽精力，白加黑地查找，也没查到和听到杨学山有任何利用职权贪赃枉法的问题，听到群众反映的无非是杨学山太死板不灵活太原则了，杨学山说起话不分场合，不讲究场合和方式方法。

之后，工作组又把重点放在了杨学山生活作风问题上。一会儿怀疑这，一会儿又怀疑那，结果只是觉得应该像，没有真凭实据。

看着无果的调查，赵丙乾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杨学山当了近六年林地所的一把手，一分钱的问题也没有！一般人怎么着也得查出点儿汤汤水水来，怎么杨学山一点儿事都没有呢？群众反映的杨学山原则性强也不是错误啊！那是干部的一大优点！太死不灵活也应该是作一名领导干部应该做的，领导办事不能太灵活了，太灵活了，就灵活得出了原则规定的圈儿了！还有，杨学山办事不讲究场合和方式方法，也不能当成为撤销杨学山林地所所长的理由啊。最后无奈地又向太行县领导如实地汇报了情况。太行县又把工作组调查的情况转告了省林地院。

没有抓到撤销杨学山职务的任何把柄，当然也就不好明晃晃地把杨学山的林地所的所长撤了。然而不把杨学山林地所的所长撤了，就没法叫自己想任命的人去林地所上任啊?另外，谁都知道，往林地所派工作组就是冲杨学山去的。结果折腾了好几个月，竹篮打水一场空，没查出杨学山任何问题。最后没把杨学山怎么着，工作组却灰溜溜地撤出林地所，这让指使往林地所派工作组的省林地院的领导非常难堪！为了不被人耻笑，新上来的林地院年纪较年轻的领导仍旧努力为自己找回面子，非要把杨学山撤换了不行！

于是，绞尽脑汁想到了平时没怎么跟杨学山作过对的一个叫田草的总支委，让田草对杨学山说，田草有个亲戚，在甜县当县委副书记、县组织部长，田草可以通过他这个亲戚，给杨学山在甜县安排个农业部长，杨学山一旦上钩了同意调往甜县，立马给杨学山开商调函，前脚开出杨学山的商调函，后脚就把杨学山的组织关系从林地所移走，杨学山的组织关系一移走，立刻免掉杨学山的林地所的所长职务，换上自己想换的人。杨学山一看甜县没安排自己当农业部长，再想回来继续当林地所的所长，已经是过河的卒子——回不去了，因为杨学山的组织关系已经调出林地所了，杨学山已经不是林地所的人了……

当然，为了能让田草去“说动”杨学山，肯定对田草进行了一番承诺。

田草掂量了一下份量，觉得这是自己命运改变唯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机会，根据提醒和日思夜想，加上反复磨练，觉得对杨学山说的话天衣无缝了，找一个自觉合适的时机，摸进了杨学山的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