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叔文曾经做过文教司的郎官，对大唐的两种教育比使团其他官员都更清楚，对比思考也更深入。他认为大唐的士民教育不需要和克里特王国的公民教育做对比，帝国的精英教育不是一个王国的全民教育可比，首先培育的目的、对象就不同，没有了对比的基础，比较起来就无太大意义。

王叔文比较的，是大唐的国民教育。

大唐的国民教育也是面向大唐全体国民，这和克里特的公民教育有共同的基础，也就更有比较的意义。

但大唐的全体国民和所有百姓不是一回事，高宗皇帝的《国民诏》定义很清楚：

“国民，享有帝国庇护生存和发展之权利，同时承担帝国兴亡之责任……”

也即是说，国民是帝国优先保障生存和发展权利的百姓，军人、官吏、士人、学子、纳税的农工商户和其他从业者，这些都是国民。而不在帝国免税范围内又没有从事职业向帝国纳税的，就只是大唐籍百姓，而非国民。

国民享有更多的权利，相应的，也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就必须进行统一规范的教育，不能由民间的塾馆书院等乱教随性而教或只做“应科举”教育教出些不通世务不能干实事的书蠹。

这个“统一规范”就是礼部制定、政事堂审核颁布的《士民教育纲目》和《国民教育纲目》，所有官学私学都必须按照《纲目》规定的学级对应的科目课程进行教学，所有教材都是礼部统一编撰后由礼部、国子监、太学辖下的印书局印刷发行，确保教材的统一、准确和权威，不允许各书院各学派各经义大家教授自己诠释的教本。

这就是统一思想。

但跟大秦始皇帝的焚书坑儒统一思想和大汉武皇帝废百家独尊儒术统一思想不同，《纲目》列的学科条目繁多，远不止经史子集，包含了诸子百家和理技百科，但每一本教材的内容，经史子集类的注解都必须是唯一的，《易经》只能是官方注解的易经，《论语》只能是官方注解的论语，诸如此类等等，其他注解版的经史子集都会列入“野本”，不禁私人阅读，但不允许在学堂教学，科举也不会采纳这些“野本”的注解。而不列入科举参考，就不会有学子关注，除了学者做学问对比研究外，这些注本不需几年就会消失于流通中，不论曾经多么出名，都会成为一堆故纸。

所以当年政事堂颁布《纲目》后，各家学派、各经义学家为了争夺纲目教材的编撰可谓打破了头，文史记曰“纲目争鸣”，这是第二次百家争鸣，但激烈程度、参与范围之广远超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次百家争鸣……最终出来的教材是集百家之大成，去芜存菁，淘汰陈腐。

各学派也在这次百家争鸣中重新审视、诠释自己的经义，更多回归到经义创始人创建经义时的时代背景和当初目的，深深挖掘隐藏在文字之后的意义、内涵，更深入的“知其所以然”而不是以章句为解，结合时代的变化，大唐的国情，帝国的需要。

而经义革新又引发了大唐诸子百家对学派思想的审视，冲撞，融合，从高宗四十二年到世宗十五年，持续二十三年，以道儒法墨为首的诸子百家都有了大变化，强国富民，文明道德，繁荣安定，和谐大同，这是不同学派共同的理念。唯有教育才能传承理念和思想，诸子百家响应世宗皇帝的《兴学诏》，踊跃争先投入兴学中，或进入官学任教，或出资办学，由此带动了民间办学的热潮，各类夜塾学馆技校都兴起，国民教育全面推开，这就是世宗时期的“国民教育大时代”。

王叔文对国民教育充满了感情，同样，对创建国民教育的高宗和全面推行国民教育的世宗也充满了感情，他认为这是比科举更伟大的创举。没有国民教育，就没有大唐腾飞的根基，也没有他们这些众多平民子弟“鲤鱼跃龙门”的机会。

如果说科举是为寒门子弟架了一座通天桥，那么国民教育就是一个平台，它不是通天路，但它更广阔，起|点也低得多，不需要平民子弟经过千军万马的搏杀就能够登上平台，获得知识改变贫穷和愚昧延续的命运。

王叔文就是百万平民中改变命运的一员。

他姓王，但跟高门士族琅琊王氏没有半分关系，是实在的寒门出身，祖上往上数三代，都是国民教育出来的普通士子；往上数到第四代，王家还是越州山阴县的下等农户，因为受惠于昭宗时期普及到亭的国民教育，王家的孩子才能完整读完五年亭学，到下一代也即第三代，王叔文的曾祖父考上山阴县的县学，王家才有了第一位士籍。

如果没有国民教育三年、五年、七年的免费教育和下户助学补贴，他们王家不可能供出这么多读书人；而没有国民教育的教学资源和质量，以他祖父和父亲中人偏下的资质，按以前私塾的教学，就算有钱供出来也就是多读几年书，能不能考入州学都难说，更不可能做到州学博士和司业；他王叔文也不可能因为国民教育的体制考入太学，以甲等学业经部试录官，二十年仕途累进，做到从四品上宗教司少卿，而他才四十岁，还有更锦绣的前程。

像王叔文家里这样的，只是大唐帝国持续两百多年的国民教育的一个剪影。无数的剪影融汇成了大唐澎湃向前的血管动脉。

但帝国维持这样的国民教育必定是巨大的投入，而国家财富的累积不可能一蹴而就，此长彼消，必定延滞其他方面的发展。王叔文曾在户部任郎官，接触到帝国预算和支出，就十分清楚了每年的教育经费是一个庞大到惊人的数目，其中免费教育经费和助学补贴就占了很大份额，如果这些支出投入到军器监和研究院这引起地方，帝国的军事和技术可能会更上几层楼。

王叔文看得清楚，在他之前，帝国高层早就看得清楚，这让国民教育往县以下推行以及免费教育年限的增加、增大国民教育权利等受到诸多阻挠，有来自世家的，也有来自从寒门转为书香望族不再需要借助国民教育之利的，都认为推行的步子不用这么大，可以缓一缓、慢一慢。这些理由的确充分，也并不是全从私利出发，但朝廷仍然坚持了下去，这是王叔文洞悉这些详情后更加感激的原因：这样的帝国，值得他们终身奋斗。

王叔文心中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进取心，将帝国的强大和自身的前途融合在了一起。而这也是经历了帝国士民教育和国民教育出来的士人普遍具有的特质，王叔文心想，这就是大唐的国民教育和克里特的公民教育最大的不同。

“帝国兴，国民荣；帝国弱，国民耻。”“国家虽安，忘战必危！”——这是大唐的教育，以荣辱感，使命感和忧患感为根旨；以“忠诚，荣耀，勤奋，进取，创造”为思想核心，辅之以礼仪品德教育，和克里特的公民教育相比，大唐的读书人更具有勤奋、进取精神。

王叔文摸出袋表看了一眼，已经是人定二刻，这些清扫街道的公民还是不慌不忙的，干起活来有种散漫感，若是唐人必定是利索的，只需三五人半时辰就能扫完这条大街，但这条街上聚集了大约三十公民慢悠悠的估计要干一时辰。

王叔文深信勤奋的人才会进取，懒洋洋、干活散漫的人怎么会积极进取呢？只会让日子过得悠闲。他心里是不认同小富即安的，思忖克里特王城这些公民颇有“富足而安”的心态；大唐的国民如果都是这种心态，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开拓、进取的帝国，更不可能引领世界。

不过，克里特和大唐不同，它是海洋小国，处在两大帝国的夹心，太“进取”早就亡了，只能富足而稳。长期的安稳，养出散漫的公民性格就不足为奇了。

由公民性格王叔文又想到大唐的国民品性，唐人也是善良热情的，也自觉遵守伦理道德，但其他道德却是要培育。如果唐人主动留下清扫大街会被赞扬有德，但也会被个别人嘲讽“出风头”；然而在克里特，却是司空见惯的，大家都认为是公民应该做的事。

这是克里特的公民教育胜过大唐的国民教育的地方。

品德不是人人都有，但公民道德却是群体规范，当规范成为习惯，就是自觉行为。品德不好培养，习惯却可以强制形成。王叔文思忖着，高宗皇帝说的“礼仪国民”，应该就是品德国民和规范国民的结合，而后者更容易养成。这种“公民道德”的教育，或许可以引入大唐的国民教育中。

王叔文一边思忖着一边徐徐而行。街道很宽阔，但使团行得并不快，一是有公民清扫，二是不断有公民打招呼。萧琰和王太子边行边谈，从克里特的公民教育聊到大唐的教育，从公民道德聊到习惯、礼仪、法律，等等，行到王宫东部的迎唐使馆时，已经是深夜子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