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是大政。

而在西北，茶的重要意义也很高。

在定下孙振生为巡盐御史，勘察盐政之后，刘承宗很快又收到另一位三原盐商，梁兴抵达西安的消息。

这位，则在与刘承宗的会面后，几乎是一样的流程，被任命为巡茶御史，跟孙振生进了一个衙门。

这两个商人，都属于被刘承宗扔下来的官职砸蒙了。

根本无力抗拒。

这跟刘承宗的威势、授与官职的高低没关系。

全在于这个职位。

历来商人发财后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后代读书考取功名，为啥？

因为经商受制于人。

小买卖受制于市司，大商贾受制于政策，这种强有力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是商优则仕的底层逻辑。

刘承宗给出的职位，让被管理者成为管理者，甚至是政策制定者，孙振生和梁兴如何拒绝？

再没有比这更合适的职位了。

如果有，那就是把这职位给他们儿子，老头只负责狐假虎威。

当然，刘狮子其实是有这么想过的，可是就孙枝蔚那个十五岁的年纪，别说当官了，当兵都只能进孩儿营。

对这两位商贾出身的官员，刘承宗没有过多要求，只是送了他们一句话。

“既是儒商，忠孝仁义，总要占一个。”

这既是鼓励，也是警告。

不过刘承宗对这俩人的工作，倒还确实抱有不小的期待。

就盐法而言，私盐对元帅府同样致命。

虽然青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看护青盐的是海上蒙古诸部，地域和环境，能大概率从源头上杜绝私盐。

但如果私盐真这么好解决，它就不会是历朝历代的大问题了。

这涉及到这个定义：什么是私盐？

陕西境内最大的盐场，在花马池，暂时还是弃用状态，也是眼下陕西私盐的源头，尽管其盐储量不足青海诸多盐湖的百分之一，但因开发早，用盐人口多，年产量却要大于青盐。

那边过去在正德年间，年产官盐五千四百万斤，远销西安、延安、宁夏、榆林。

即使后来盐引制度几经更改，每引从六至八石改为支盐二百斤，依然能维持一千六百万斤的年产量。

实际上就从盐引数目上，也能看出大明后期盐法崩坏的端倪。

五千四百万斤盐，供应陕甘宁百姓、腌肉、养牲口，是差不多够用的数量。

依照洪武年间的配给制，一丁一年只有三斤盐，婆姨孩子还得按比例减少；但那是大明建国初期，到永乐年间，就变成大口每月一斤、小口每月半斤。

从正德年间以来，陕甘宁的人口直至天启年间，都没有大幅度减少，但花马池作为官盐主要产地，年产量锐减至一千六百万斤。

剩下的盐呢？

一部分从山西的解池取引，另一部分，则被私盐挤占。

私盐问题其实没那么复杂，私盐贩子也绝非什么拥有大量武力保护、武装贩盐的杀才。

太低端了。

历来私盐贩子容易造反当头目，并不是因为其拥有强大武力，而在于盐枭在看管盐池的军队、贩卖私盐的地方、监管盐政的官府，有关系、有势力。

说白了，私盐是哪里来的？

如果说躲在山里组织上百号人挖石盐矿、收拢几十个贫民蹲在盐碱地苦哈哈的煎土盐，那不是盐枭。

昼伏夜出、兢兢业业，冒着杀头的风险，弄出来几千斤技术较差、味道也杂的土盐，再千辛万苦拉出去卖了，还有可能被官盐挤得找不到客户。

这是什么勤劳致富的乡镇企业家？

确实其中蕴含巨大利益，几十个人，两三个晚上就能赚到别人一两年的收入。

但这种靠力气吃饭的化学家，其生产方式对国家社会威胁有限，朝廷都懒得抓。

盐枭最大的供货商，是官府。

私盐，就是官盐。

是管理盐务的官员、看护盐池的军队、祸乱盐法的皇亲国戚，用轻飘飘一张字条，就省略了制盐、取盐的辛苦。

数以百万斤计的官盐就运出来了，由作为白手套的盐枭进行分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