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过了三四天，这个煤老板实在忍不住了，给我发了微信：

“兄弟啊，都愁死我了。”

我明知故问：

“咋了哥们？啥事犯愁啊？”

煤老板：

“人家送煤都赚钱，到我这赔钱，咋取样都是三千多，这么整我本钱都拿不回来。”

我不住的偷笑，一般他们送来煤以后，都会告诉我们取样点，但是我就不在他说的位置上取样，爱咋咋地！

反正吧，我又没拿他好处，凭什么给他办事？

“哥们，你不如去找我们部长问问，看能不能……”

我故意没把话说明白，但是他如果不傻基本都明白是什么意思。

“我找了啊，你们部长也不帮忙。”

“兄弟，你就帮帮我，咱跟领导有点关系，以后有啥事你说话。”

我不屑的撇了撇嘴，你要真跟领导有关系，赵部长还能死抓着你不放是怎么的？

“爱莫能助啊，哥们，要不你想想别的办法？”

“说实话吧，我本来就是个认真的人，更何况我们制样的过程，全程都在监控范围内，根本都没什么机会动手。”

我依旧不松口，就是不答应帮他作假。

看着我油盐不进的样子，他只回复了一个“唉！”

我咧嘴一笑，看来他是放弃在我这边找机会了。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那个年轻的煤老板还是继续送煤，我每天都打听他那个煤的化验结果。

说实话，我更想知道他到底有什么关系，那么差的煤都能进厂。

三千多大卡都是好的，最低的甚至都不到三千，而且如果煤矸石多点也行，明显全是煤泥。

我们的炉子如果烧煤泥，估计用不了俩小时就会出事故。

对这种情况，我心里明镜似的，但就是我也没法左右领导层。

十月末的一个晚上，大概九点多，磊子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

“佳伟开了个烧烤店，让我叫你去喝酒。”

曹萌晚上做了四个菜，我俩小酌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