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林的干预下，酒局结束，杨林带着父亲告别胡文叔叔等人。

出门后走到外面大路上，杨林叫了一辆“黄包车”，花了四块钱坐到汽车站。

平时这么一点距离，都是两块钱的，春节期间，几乎所有的交通费用都会翻倍上涨，这已经成为了一个惯例，就算有人觉得不合理也改变不了这一现状，差不多要等过完元宵，才会跌回平时的价钱。

等到杨林父子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此后的日子里，杨林哪里也没有去，只是每天都跑步去乡里派出所转一圈，和所里的几个民警打个招呼，一来是问问他的身份证办好了没有，二来是在他们面前混个脸熟，以后有什么事的话也好找人帮忙。

一来二去，派出所里的六个人杨林都混熟了，大家都是年轻人，而且前世杨林在上海做过十几年的警察，更是有不少共同语言。

可惜身份证一直没有拿到。

这也怪不了他们，毕竟这个派出所处于社会治理的最末端，办证材料需要先递交到县公安局，然后再交到上饶市公安局，然后再送到南昌省局，证件办下来之后也是通过同样的渠道下发，平时整个过程下来一两个月都是正常的。

所长吴天宝告诉杨林，由于过年期间首次申领身份证以及换证的人非常多，公安局为了便民，特意加快了进程，平时半个月递交一次材料的节奏改成了一个星期一次，所以杨林才有望在元宵后拿到身份证。

一直到2月19日，农历正月十九才拿到心心念念的身份证。

第二天一大早，杨林便告别父母，踏上出去闯荡的旅途。

其实父母已经有所怀疑了，老问他学校到底什么时候开学，问他买哪一天的车票去武汉。

杨林没有拿到身份证，他也不知道到底哪一天能走，只能使用拖字诀，说“还早，不急，还能在家里玩几天”，糊弄过去。

这天早上，父亲用自行车载着杨林送到乡里街上，杨林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一遍一遍地叮嘱父亲不要喝那么多酒，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