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石头嘿嘿一笑，说道：“知道了，阿福哥，我心里有数呢。”

随着徽州城的攻克，周边的浙西等地也受到了影响。一些城池听闻徽州被朱元璋的军队拿下，而且军纪如此严明，心中不免有些动摇，有的甚至主动派人来商讨归附之事。

而朱元璋这边，对于新占领的地方，开始着手进行治理。他任命贤能之士担任地方官员，推行一些利于民生的政策，比如组织百姓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减免赋税等，让百姓们能尽快从战乱的阴影中走出来，投入到正常的生产生活之中。

在这过程中，我依旧做着我的木匠活，不过生意却比以前更好了些。因为军队需要打造一些攻城器械、营帐用具等，百姓们家中也有不少东西需要修补或者重新打造，我整日里忙得不亦乐乎，虽然累些，但看着日子渐渐安稳下来，心中也满是欣慰。

我记得有一回，一位老妇人拿着一把破旧的椅子来找我修理，感慨地说：“以前这战乱不断，哪有心思管这些东西呀，现在好了，这朱元璋的军队来了，日子慢慢太平了，这椅子修好了，还能接着用呢。”

我听了，也笑着回应道：“是啊，大娘，但愿这太平的日子能一直持续下去啊。”

在这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国家也有着各自的领土纷争以及势力发展等方面的情况，且与1357年朱元璋下徽州及浙西等地有着诸多关联与可比之处。

在英国，当时正处于中世纪晚期，其国内封建领主割据，时常为了争夺土地、人口等资源发生争斗，不过其争斗规模相对较小，多是局部地区的城堡攻防战，作战方式也较为传统，主要依靠骑士的冲锋陷阵。而且英国的领主们在攻占土地后，治理方式较为简单粗暴，多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征收赋税、管理百姓，缺乏像朱元璋下徽州及浙西等地后那样有系统的治理举措，去恢复地方的生机与稳定，体现出不同国家权力结构与地方治理理念的差异，英国重领主私利主导下的简单治理，大明则重朝廷统筹下的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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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中世纪晚期的法国，有着浓厚的封建等级制度，国王虽为最高统治者，但各地的贵族在自己的领地内有着很大的权力，同样会因为利益纷争而发生战争。法国的战争往往涉及多个贵族势力的联合与对抗，局势更为复杂，在占领土地后，贵族们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家族的利益，通过分封土地、赐予特权等方式来巩固统治，对于地方的整体发展和百姓生活的改善考虑较少，相较于朱元璋下徽州及浙西等地后重视恢复民生、发展经济等多方面的治理，法国的地方治理显得更为短视和局限，体现出不同国家治理理念与地方治理重点的差异，法国重贵族利益主导下的局限治理，大明则重朝廷主导下的全面治理。

在奥斯曼帝国，其疆域辽阔，正处于不断扩张的阶段，通过强大的军事力量征服周边地区，与朱元璋下徽州及浙西等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有相似之处。不过奥斯曼帝国在征服新的土地后，采用的是军政合一的治理模式，派遣帕夏等官员去管理地方，这些官员既掌握军事大权，又负责民政事务，同时伊斯兰教在地方治理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力，神职人员会协助进行社会秩序的维护、道德规范的引导等。而朱元璋下徽州及浙西等地后，侧重于恢复汉族的传统统治模式，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发展农桑工商等，体现出不同民族宗教构成与地方治理方式的差异，奥斯曼重军政宗教结合下的地方治理，大明则重传统儒家理念主导下的地方治理。

在威尼斯共和国，作为商业城邦，其对外扩张主要围绕着海上贸易和商业利益展开，通过建立海外殖民地、控制贸易据点等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威尼斯对于新获取的地区，主要是从商业角度去进行管理，制定有利于自身商业发展的规则，保障贸易的顺畅和税收的收取，例如规定当地的商品交易必须通过威尼斯商人进行等，以此来维护其商业霸主地位。与朱元璋下徽州及浙西等地后注重从多方面综合考虑地方的发展和百姓的生活不同，威尼斯更侧重于商业利益考量下的地方治理，体现出不同发展模式与地方治理重点的差异，威尼斯重商业利益主导下的地方治理，大明则重综合发展考量下的地方治理。

在阿拉伯地区，部落众多，各部落之间时常因为水源、草场等资源发生争斗，争夺地盘的情况屡见不鲜。当一方部落占据了新的地域后，往往是按照部落的传统习俗来进行管理，部落长老们会根据部落成员的需求，分配资源，处理内部事务，对外则保持一定的防御态势，整体的管理比较松散，缺乏像朱元璋下徽州及浙西等地后由朝廷统一规划、有序治理地方的模式，体现出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与地方治理形式的差异，阿拉伯重部落习俗主导下的松散治理，大明则重朝廷规范主导下的地方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