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脱大军的将士们得知这个消息，顿时军心大乱，原本还想着继续攻城的劲头也没了，大家都在议论纷纷，不知道接下来该何去何从。

那张士诚在城墙上看到元军阵脚大乱，起初还不敢相信，派人打探一番后，得知是脱脱被罢职了，顿时大喜过望，对着手下的人大笑道：“哈哈，真是天助我也！这脱脱一走，元军不足为惧了，兄弟们，咱们算是逃过一劫啊！”

随着脱脱大军的离去，高邮城的危机算是暂时解除了。百姓们纷纷走出家门，欢呼雀跃，庆祝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乱世之中，说不定哪天又会有新的战火燃起，但此刻，能躲过这一劫，就已经是万幸了。

我那侄子李二郎也随着大军退去了，后来他给我来信说，他们这些士兵就像没头的苍蝇一样，没了主心骨，好在最后总算平安回到了营地，不过经过这一遭，他是再也不想当兵了，打算回家好好过日子。我收到信后，心里的大石头也总算是落了地，赶忙回信让他赶紧回家，别再折腾了。

而张士诚经此一役，名声大噪，周边不少势力听闻他能在脱脱的大军征伐下保住高邮城，都对他刮目相看，甚至有一些小股义军主动前来归附，张士诚的势力也借此进一步壮大起来，在这江淮之地，越发成为了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在这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国家也有着各自的领土纷争以及势力发展等方面的情况，且与1354年脱脱率大军征高邮张士诚有着诸多关联与可比之处。

在英国，当时正处于中世纪晚期，国内封建领主割据，时常为了争夺土地、人口以及各种资源而发生争斗，不过其争斗规模相对较小，多是局部地区的城堡攻防战。作战方式较为传统，主要依靠骑士的冲锋陷阵来决出胜负。领主们在自己的领地内有着极大的权力，对于领地的治理往往侧重于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向百姓征收赋税以维持自身的奢华生活和军事力量，缺乏像张士诚守高邮城时那种凝聚全城百姓人心、共同抵御外敌的情况，体现出不同国家权力结构与民众凝聚力方面的差异，英国重领主私利下的分散治理，而高邮城则体现出在危机下众人齐心抵御外敌的团结治理。

在法国，中世纪晚期的法国有着浓厚的封建等级制度，各地贵族之间利益纷争不断，时常爆发战争。这些战争往往涉及多个贵族势力的联合或对抗，局势较为复杂。法国贵族们占领土地后，多是通过分封土地、赐予特权等方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对于地方的整体发展和百姓生活的改善考虑较少，更关注家族的荣耀和自身权势的延续。相较于张士诚在高邮城抵御脱脱大军后，开始重视发展自身势力、保障百姓生活，以增强实力，法国贵族的治理显得更为短视和局限，体现出不同国家治理理念与地方发展侧重点的差异，法国重贵族利益主导下的局限治理，而张士诚所在势力则重整体实力与民生保障兼顾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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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曼帝国，其疆域辽阔，正处于不断扩张的阶段，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征服周边地区，对外战争频繁。奥斯曼帝国采用军政合一的治理模式，通过派遣帕夏等官员去管理新征服的土地，这些官员既掌握军事大权又负责民政事务，同时伊斯兰教在帝国的统治中有着重要的影响，神职人员协助维持社会秩序、引导民众思想等。与张士诚在高邮城主要依靠自身的军事力量和城中百姓的支持来抵御外敌不同，奥斯曼帝国更强调军事与宗教相结合的扩张与治理模式，体现出不同民族宗教构成与地方治理方式的差异，奥斯曼重军政宗教结合下的扩张治理，而张士诚所在势力则重本土防御与民生保障的治理。

在威尼斯共和国，作为商业城邦，其主要依靠海上贸易发展壮大，对外扩张的核心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通过控制地中海的贸易航线，建立海外殖民地以及贸易据点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威尼斯对于新获取的地区，重点从商业角度进行管理，制定有利于自身商业发展的规则，保障贸易的顺畅和税收的收取，例如规定当地的商品交易必须通过威尼斯商人进行等，以此维护其商业霸主地位。与张士诚守高邮城为了守护自己的地盘、保障百姓生活不同，威尼斯更侧重于商业利益考量下的对外扩张与治理，体现出不同发展模式与地方治理重点的差异，威尼斯重商业利益主导下的扩张治理，而张士诚所在势力则重本土防御与民生兼顾的治理。

在阿拉伯地区，部落众多，各部落之间时常因水源、草场等资源发生争斗，争夺地盘的情况屡见不鲜。部落之间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有效的协调机制，当一方部落占据新的地域后，往往按照部落的传统习俗来管理内部事务，由部落长老分配资源、处理纠纷等，对外则保持一定的防御态势，整体管理比较松散。相较于张士诚在高邮城能够统一指挥、有序组织防御，阿拉伯地区部落间的争斗与治理显得更为随意和缺乏组织性，体现出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与地方治理形式的差异，阿拉伯重部落习俗主导下的松散治理，而张士诚所在势力则重统一指挥下的有序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