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垦的荒地渐渐有了收成，粮食虽不算多，可也能让流民们勉强填饱肚子了。简易的房屋也盖了起来，郧阳开始有了些秩序，不再像当初那般混乱不堪。
柳逸云看着这一切变化，心中满是感慨。他想起初到郧阳时看到的那凄惨景象，想起大家一起开垦荒地的艰辛，想起与山贼搏斗的惊险，眼眶不禁湿润了。他深知这一切的来之不易，也为自己能参与其中，见证郧阳从混乱到渐渐安稳而感到无比欣慰。
在这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国家也有着各自应对流民问题以及开拓新地域安置民众的情况，且与大明初置郧阳府安置流民有着诸多关联与可比之处。
在朝鲜李朝，当时也偶有因灾荒、战乱导致百姓流离失所的情况。朝鲜朝廷会选择一些相对荒芜但有开发潜力的地方，组织流民前往开垦定居。不过朝鲜的做法更侧重于以村落为单位进行安置，由官府统一规划村落的布局，分配土地，并且会安排一些有经验的农夫去指导流民们耕种。与大明在郧阳安置流民时先应对混乱局面，再逐步组织开垦不同，朝鲜相对更有条理，从一开始就注重整体的规划性，这体现出不同国家在管理模式和文化传统上的差异，朝鲜受儒家思想影响，更强调秩序与集体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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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当时处于室町幕府时代向战国时代过渡阶段，各地大名割据，流民问题也颇为复杂。有的大名会收留流民，将他们作为劳动力，用于开垦新的土地或者修建城堡等工程，但同时对他们的管控也很严格，流民几乎没有什么人身自由，完全依附于大名。而有的大名则担心流民会带来治安问题，直接将他们驱赶，任其自生自灭。这与大明设置郧阳府，从安抚、救助到让流民自主参与建设，保障他们基本权益的做法截然不同，反映出不同政治格局下对待流民的不同态度，日本大名更看重流民能给自己带来的实际利益，而大明侧重于从民生和社会稳定角度出发。
法兰西王国在中世纪晚期，同样面临着因战争、灾荒等原因产生的流民群体。法兰西的教会和一些城市当局会设立救济所，收容部分流民，给他们提供食物和住所，但规模有限，而且要求流民们要遵守严格的宗教规定和救济所的管理条例，比如要按时参加宗教活动等。对于那些无法进入救济所的流民，只能在城市的边缘艰难求生，甚至沦为乞丐。这和大明通过设置郧阳府，系统性地解决流民居住、生产等多方面问题的做法有很大区别，法兰西更多是基于宗教和城市局部管理的角度进行救济，缺乏像大明那样全面的安置规划，体现出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宗教文化对处理流民问题的影响。
奥斯曼帝国在其强盛时期，疆域辽阔，民族众多，时常会有因部落迁徙、战争等导致的人口流动情况，也可视为一种流民现象。奥斯曼帝国会将这些流动的人口安置到不同的地区，根据他们的民族、技能等特点，分配到相应的岗位或者土地上，比如让擅长畜牧的部落去草原地区放牧，让有手艺的工匠到城市里从事手工业生产。这与大明在郧阳府安置流民主要以农业开垦为主，统一组织管理的方式有所不同，奥斯曼帝国更注重发挥各民族的特长，进行差异化的安置，这源于其多元的民族构成和庞大的疆域范围，需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来稳定社会秩序。
俄罗斯当时正处于逐步发展的阶段，也会有因天灾、外族侵扰等原因出现百姓离开原居住地的情况。俄罗斯会引导流民往一些边境地区或者新开拓的土地上迁移，给予一定的土地和物资支持，让他们在那里建立村落，抵御外敌，同时开垦土地发展农业。不过由于地域广阔，管理难度较大，在安置过程中时常出现物资供应不及时、与当地原住民产生矛盾等问题。这和大明在郧阳安置流民时虽面临诸多困难，但通过官府有效组织协调，逐步解决问题的情况形成对比，体现出不同地理环境和国家管理能力对安置流民的影响，俄罗斯地域广袤使得管理协调的难度更大，而大明相对集中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更利于解决实际问题。
柳逸云站在郧阳这片渐渐焕发生机的土地上，望着那一片片开垦出来的田地，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心中思绪万千。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大家用汗水和心血换来的，而他也从一个只懂治病救人的郎中，变成了一个见证并参与流民安置大事的人。他希望这世间再无流民之苦，各国都能妥善对待那些受苦的百姓，让他们都能在安稳的土地上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他也将继续用自己的医术，守护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守护着这来之不易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