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那宫中，成祖经过一番思量，觉得方孝孺乃是当世大儒，若能让他归顺，为自己所用，那对稳固新朝的统治，宣扬新皇的仁德，皆是大有裨益，于是便又让人将方孝孺带到了跟前。

成祖缓和了一下神色，说道：“方孝孺，朕念你才学过人，实乃难得的人才，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愿意为朕起草即位诏书，朕便既往不咎，还会对你委以重任，你可莫要再执迷不悟了。”

方孝孺冷笑一声，说道：“陛下，您莫要再费口舌了，臣绝不会做这等助纣为虐之事，您以不正之位强登大宝，还想让臣为您粉饰太平，这是万万不可能的。”

成祖这下彻底被激怒了，怒道：“方孝孺，你这是自寻死路，朕如此厚待你，你却如此不识抬举，今日朕便成全你这所谓的忠义之名。”说罢，便下令将方孝孺处以极刑，且株连十族，以儆效尤。

这消息传出后，整个应天府乃至天下都为之震惊，众人皆为方孝孺的结局感到惋惜，同时也对这新朝的严苛手段感到恐惧。

在这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国家也有着各自君主即位以及面临反对声音等方面的情况，且与1403年我方孝孺反对成祖即位有着诸多关联与可比之处。

在英国，当时正处于中世纪晚期，君主即位往往也需面对诸多贵族势力的制衡与反对。英国的王位继承有着复杂的血缘与传统规则，若有不符合常规的情况出现，贵族们便会通过议会等形式表达不满，甚至可能联合起来抵制新君主的一些举措。不过与方孝孺这般以纯粹的儒家忠义思想和祖宗之法来坚决反对不同，英国贵族更多是从自身的权力、领地以及与君主权力分配等实际利益角度出发，体现出不同国家政治文化与反对缘由的差异，英国重贵族利益权衡与权力制衡，大明则重儒家正统与忠义坚守。

在法国，中世纪晚期的法国君主即位时，教会在其中有着重要影响力，若即位过程存在争议，教会的态度便极为关键，有时会有一些神职人员或受教会影响的群体对君主即位表示质疑，认为不符合神权的旨意。同时，地方领主们也会根据自身利益考量是否支持新君主。相较于方孝孺从道德、法理层面坚决反对成祖即位，法国的情况更为复杂多元，涉及宗教、地方势力等多方面因素，体现出不同国家政治结构与反对因素的复杂性差异，法国重教会神权与领主利益考量，大明则重正统传承与文臣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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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曼帝国，新君主即位常常伴随着宫廷内部不同势力的争斗以及边疆地区势力的观望与态度变化。若即位过程有不符合传统或引发内部权力失衡的情况，一些手握重兵的边疆总督、宫廷大臣等可能会暗中反对，甚至发动叛乱。但这种反对多是基于军事、政治权力争夺，不像方孝孺出于对正统理念的维护，体现出不同国家政治体制与反对动机的差异，奥斯曼重权力争夺与军事对抗，大明则重理念抗争与道义坚守。

在威尼斯共和国，作为商业城邦，其统治者即位主要依靠商业贵族的支持与推选，若新统治者的政策不利于商业发展或者损害了商业贵族的利益，便会遭到他们的反对。这种反对往往通过商业行会、议会等渠道表达，目的在于维护商业利益和城邦的繁荣稳定。与方孝孺基于对皇位正统性的坚持而反对成祖即位不同，威尼斯更侧重于经济利益方面的考量，体现出不同发展模式与反对出发点的差异，威尼斯重商业利益维护与经济考量，大明则重政治正统与道德准则。

在阿拉伯地区，部落首领的更替往往取决于部落内部的推选以及家族势力等因素，若有不符合传统推选方式或者威胁到各部落利益平衡的情况，便会引发部落内部或部落之间的反对声音。这种反对多围绕着资源分配、部落地位等实际问题，且通过部落会议、长老协商等方式来解决纷争。与方孝孺从大义角度反对成祖即位的情况相比，阿拉伯地区更注重部落实际利益和传统习俗，体现出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与反对缘由的差异，阿拉伯重部落习俗与利益平衡，大明则重祖宗之法与君臣大义。

在日本，当时处于室町幕府时代，将军的即位需要得到各地大名的认可与支持，若在过程中出现违背传统或损害大名利益的情况，大名们便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不满，甚至可能联合起来对抗。不过日本的这种反对多是基于封建等级秩序下的利益诉求和权力分配，不像方孝孺那般纯粹出于对正统皇位继承的维护，体现出不同国家政治格局与反对本质的差异，日本重封建秩序维护与大名利益诉求，大明则重正统传承与忠臣气节。

在朝鲜李朝，秉持儒家思想的朝鲜，君主即位也讲究正统性，若有不符合嫡长子继承等传统方式的情况，朝中的大臣们也会依据儒家的道德规范和礼仪制度提出异议。不过朝鲜的处理方式相对更为温和，多是通过劝谏、引经据典等方式来试图改变局面，不像方孝孺面对成祖即位时那般激烈抗争，体现出不同国家文化根基与应对方式的差异，朝鲜李朝重儒家教化与温和劝谏，大明则重忠义抗争与坚决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