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京城南门还有十里，英国公的仪仗停下，朱威跳下马车，对着张维贤拱了拱手:“公爷，多谢！”

张维贤掀开帘子笑了笑:“已经说过了，同道之人，说别的可就见外了，这事完了之后，我家这小子可就要跟着你了，到时候替我好好管教一番就好。”

“好说好说！”

两人丝毫没有去管边上脸色已经黑成炭的张之极。

等到张维贤的仪仗走远，朱威立马将王二叫了过来：“一会儿到了京城，你要这样……”

……

京城中自方从哲和高攀龙联袂出宫之后，京城的风终于开始刮了。

而后吏部突然传出消息，今年大计考察与京察者，为大理寺卿高攀龙，和吏部左侍郎阎路。

一个是东林党，一个是浙党。

一个是高攀龙，一个是方从哲的人。

这还不明显吗？

京察与大计制度的存在，本身目的在于奖优惩劣，使各级官员能够恪尽职守，为帝国统治做出贡献。

然而正因为涉及了官员的奖惩，结果造成徇私舞弊等结党现象十分明显，在发展的后期已经很难真正实现应有的作用。

大明前期，基本都如书上记载那样：“长官往往博宽大之名，每届京察，只黜退数人，虚应故事，余概优容，而被劾者，又不免冤抑。”

也就是说，除了太祖时期，其他时候都是做做样子，最后不看政绩，只看谁没后台。

而到了万历年间，这京察已经变成了党派排除异己的最佳手段。

这次是少见的两大党派没有互相拆台，而是共同去对付他人。

一个朱威能让这两大党派这么重视的根本原因，就是朱威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

东林党不用说了，内部很多人都跟着朱威赚的盆满钵满。

方从哲这边则是因为朱威的一系列政策了，方从哲是很典型的儒家人。

他们守旧，不知变通，拿着圣贤书当做尚方宝剑。

而朱威弄出来的那个机械研究院，还在宁夏开办私塾学堂，现在又要征调流民。

所做的一切，都和他们原本的政策相背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