呃……这事怎么好说，国人向来有找人办事的习惯，尤其是涉及到巨大利益之时，但是“找关系”的说法毕竟是个猜测，不好确定（凡是能确定的都进去了）。

“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不过我觉得还有可能是法官对法律规定的理解问题。”方轶认真道。

“难道法官不是法律专业毕业的吗？既然都是学法的那在法律条文的理解上不应该是一样的吗？”卢美凤疑惑道。

“应该说绝大多数法官都是法律专业毕业的，对法条的理解也是大差不差的。但是您不能否认，人对事物的理解是有差别的，就像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学生，考试成绩千差万别一样。

另外，每个地区的法院会根据本地区的发展情况，出台一些地方性的指导意见，这些指导意见虽然不是法律法规，但是现管比县官更好使。所以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在各地都有。

当然，您的案子我觉得更多的是法官个人的理解上有问题，毕竟法官判案子是需要有法律支撑的，不能胡来。

这些年省里的法制环境有了很大改善，放在以前，您说的那种情况还真存在。退一万步讲，对方能把基层到高院的法官都搞定吗？显然不能。”方轶不愿意往银行找“关系”方面说，因为那样的话会有暗示当事人必须找关系才能赢案子的嫌疑。

一旦当事人的这种想法形成，那么是否委托方轶办案子也就无所谓了，如果当事人自己有关系，找个路边的小律师给点钱就能把案子搞定，如果当事人没关系，就会去找有关系的律师，不管是那种结果，案子都跟方轶无关。

方轶没有法院的关系，所以他更希望当事人觉得一审败诉是法官的个人理解问题，同时也给当事人以信心，二审有胜诉的机会。

“嗯，您要是这么说我就理解了。反正也这样了，不上诉肯定输，上诉了不一定会输。那就试试吧！”片刻后卢美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