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商人平时跑浙江到福建路线，因为福建田少，缺粮，经常把这边的粮卖到福建。
现在三十万石粮只要七折，当然高兴啊。
他买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这些人偷朝廷的，等扬州火烧粮仓的事发生，才知道是大事不妙。
但商人钱都赚了，粮也卖掉了，自然也不敢吭声，反正有官员在前面顶着。
此事参与人极多，还有大量脚力，车夫，共分五个晚上，搬了五次才搬空。
整个运粮时间用了两个月，每隔一段时间来搬一次。
每人每晚得到二贯钱。
因为参与的人多，导致事后想来举报的人很多，但朝廷只奖励了第一个来的船员。
这船员得到五百贯外，另按粮价一半，奖励了二十万贯，奖励当天，朝廷组织马车上街，让其站在马车上，马车后面拉着二十万贯钱和会子，一路游街，给整个扬州看看，沿途还敲锣打鼓，震惊扬州城，接着又陆续去了各县，全部游街一边。
这船员也相当郁闷，但没办地，朝廷要求的，而且允许他蒙着脸，所以他也不是很怕，就是事后，要赶紧带着钱跑路。
另六户人家中有五户陆续被抓，其中有户人家很聪明，也没和其他人说自己去哪，带着家人远走高飞，分到了一万贯钱，朝廷一直没有抓到他。
事后朝廷支出四十万贯，船员二十万贯，钱保山二十万贯，但一点也没损失，还有血赚。
虽然卖出的粮食是找不回来，但相关官员常文才等被满门抄斩，查没家产，朝廷大概在这些人身上回血几万贯。
然后是负责收粮的商人家，被满门抄斩，只有举报他的亲戚船员活下来。
他当时极不服气，但全勇问他，为什么你知道是朝廷被偷粮，不第一时间举报？如果是你举报，就是你立功，商人无言以对。
朝廷在这商人家里查抄得到十数条大船，田产，豪宅等，约值五十万贯。
这样就回血了五十多万贯，还赚了十几多万贯。
参与的部份重要人员都是被全家砍了，钱保山因举报有功，还官升一级，从原本户房主事的吏员，晋升当地县尉，从吏变成了官。
但他还是在广陵县当官，当地官场的人相当鄙视他。
先贪默，接着举报亲戚和上官，一下暴富不说，还当了官。
但钱保山洋洋得意，那又如何，老子现在有钱又是官。
这件事让大宋天下官员都知道一个道理，以后千万不要犯错，如果犯了错，记得第一时间举报，做第一个举报的，肯定血赚。
另有参与运粮的大量脚力和马夫，每人收到的钱全退了出来，仗责十下，算是轻饶。
扬州案破了没多久，官方消息还没传到广东，广州粮仓案就有人主动举报了。
朝廷又是杀了一批相关人员。
这两件案子这么一破，大宋上下估计以后没人敢这么干了。
要么有通天的本事，你一个人卖粮，凡带上两个人干这事，都得担心对方反手一个举报。
朝廷在这件事后，六户百姓中有一户一直没抓到，赵与芮这时开始准备身份牌的推广，以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必须要到两地衙门都报备，凭路引才行。
现阶段做为统治阶级的工具，管控人员还是必须的。
全勇对钱保山也极为不满，此人先贪后举报，连亲人也没放过，但升官发财，简直不配为人。
皇帝赵与芮好声劝他：“就得这样，让所有人看到人心的险恶，让其他想人贪的人不敢去试人心，老朱仅靠杀人是治不了贪的。”
“必须要挑动百姓斗百姓，让他们自相残杀，没有什么贪污是治不住的。”
全勇不知道老朱是谁，但皇帝说的话，肯定有道理，这以后大宋可就看不到有什么粮仓被烧和被盗的事，没人敢再试了。
当然，这次全勇在外面呆了大半年，也查出很多问题。
比如损耗，还有以旧代新。
像明朝时，各地官粮运到京师的都是名正言顺的损耗，“因人为和霉变，运输自用等都算”，故当时地方官员持盖有印章的空白帐本到京师再据实数填写帐目，老朱认为先印而后书是欺君罔上，这就是明朝有名的空印案，老朱一怒之下，前后杀了上万官员，几乎把明初的官员杀空了。
但这么杀也是没用，明朝后期运粮，还没出京师就少了一大半，路上损耗更是打底以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计。
所以说这历代皇朝大小官员干这种事很得心应手的。
现在大宋朝运粮当然也有损耗。
朝廷有时拨粮，假设从临安拔到温州，运粮二十万石，以三十条船计，每船按大小分派船员脚力。
通常每人每天是一百文钱，加两斤粮。
然后路程有顺风逆风，临安到温州最慢以十五天计。
这个损耗原本是固定的。
你有一百个船员，每天消耗多少粮，都是固定的。
而且每次出发前，朝廷会给每条船给予部份肉菜，都是固定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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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这样，有地方弄出了霉变，意外落水等各种事故。
然后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必须是最慢的天数。
比如临安到温州实际可能开了五天就到了，他非得按最慢的开到十五天。
于是在元贞元年十二月，朝廷又出新政，进行了改制。
假设从临安到温州，以后运粮二十万石，离岸是二十万，到岸也是二十万石，一石都不能少，霉变，落水，都是运输人员的问题，运输承包给民间商人。
朝廷运上船前，承包商人也在现场查验，做好防水和防霉工作，除非翻船，肯定不会落水。
承包商有把握就接，没把握就不接。
朝廷每万石按路程，给三百贯到七百贯不同的工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