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是不是真的，双方各有什么疑问，那不是法庭调查应该解决的事情。

但法庭辩论环节，可就是公诉人的回合了。

“我睡午觉比较早，我中午一般就睡二十分钟，不行吗？”

赵鸿博理直气壮。

公诉人不置可否，就算对方的回答如此，他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

有些事情不是你不认就行了的，所以公诉人最后一句是，还是在别人家里？

就是为了提醒法官，赵鸿博回答是否符合常理，是否存在可能性。

“我想请问一下被害人，在事发之前，被告人曾在你家睡过觉吗？哪怕是二十分钟？”

案发当天的就没必要问了，因为被害人现在说他是强奸，自然不可能认可他所谓睡午觉的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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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青拼命摇头：“就来吃过两次饭，都是中午来的，吃完饭就走了。”

“就算是关系比较好的同事，会在别人的家里睡午觉吗？我认为被告人的辩解不符合常理。”

公诉人点出了自己的疑问。

“我理解公诉人的意思，但是否符合常理并不直接影响公诉人指控的强奸行为成立。

被告人不能证明他没干过的事情没关系，因为那是公诉人的职责，因此公诉人应当拿出更加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确实实施了强奸行为，而非从常理做出判断。”

王亚军的回答，起码有一点没有说错。

不能要求被告人证明自己没有做过什么，而要由公诉人证明被告人做了什么。

这点虽然没错，但王律师没有搞清的是，公诉人这个问题，并不是为了证明赵鸿博做了什么，而是为了向法官证明，根据被告人回答推出来的事实，跟常理是相违背的。

那他的话又能有多少可信度呢？

公诉人也知道，没有直接从被害人身上提取到生物信息，对于证明被告人的强奸是比较不利的，所以采取了迂回的策略，就是为了让各种证据串联起来，最终合并到一起的力度能够足以认定犯罪行为的发生。

公诉人又稍稍捋了一下证据，再次问出了一个牵扯到常理的问题：

“你说睡了午觉，那你睡觉的时候脱衣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