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的辩论，都是基于证据基于事实展开的，无论是公诉人还是律师，都会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发表自己的观点。

只要不是故意拖延庭审时间，法官一般不会过多催促。

“根据现有证据来看，时浩向优恩公司索要两百万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

把所有的事实又理了一遍，翟明才缓缓开口：

“虽然时浩并未对优恩公司有直接要挟的言语，但即使从民事赔偿的角度看，其向优恩公司索要的赔偿数额巨大，与其遭受的损失明显不成正比。”

“根据原审被告提交的证据，其女儿治疗所花医疗费加上购买奶粉的费用合计两万三千元左右，与其索要的赔偿足足相差百倍，不应当认定为简单的民事赔偿。”

数额！

没有再提什么犯意或是非法占有目的，更没有提时浩的行为是不是属于要挟。

完全舍弃了原审公诉机关提出的指控意见，翟明在最后，从实践中认定敲诈勒索罪最基本的一个认知，给出了自己的回应。

任真短暂的怔了片刻，便意识到了翟明的思路。

新城区公诉机关给出的公诉意见，在一审中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最终被引用到判决中。

但这并不代表，负责再审公诉职责的翟明，也要完全沿用新城区公诉机关的思路。

现在原审的公诉意见分别被任真一一驳回，翟明果断换了个方向。

并且这个方向，事实上也的确是区分大多数敲诈勒索行为的重要标准。

毕竟假借维权之名，提出不合理索赔的现象层出不穷，总要有一个区分合法维权和敲诈勒索的标准。

不过虽然翟明提出了这个标准，但无论是任真还是审判席上那三位法官，又或者是翟明本人，他们都知道，这基本只是翟明作为一个公诉人，象征性的倔强这么最后一下罢了。

数额的合理性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很重要，但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当事人本身的行为和主观上。

时浩这个案子，重点部分都已经讨论完了，怎么认定是法官的事，翟明现在提这么一出，最多也就是让法官在认定相关事实时酌情考量一下了。

“对于公诉人关于时浩索赔数额的意见，我想说的是，在维权中提出的数额是否合理，最终还是要看行为人的索赔是否具有法律依据。

优恩公司与时浩的女儿之间存在侵权关系，这一点是已经查明的，没有争议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