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养子的身份，接堂叔的班，交换条件是，我上班后，每个月要从工资里拿钱给堂婶，前三年每个月二十元，三年后每年增加两元，一直到堂婶离世。

长辈们办事的效率很高，两三天就办好了盖着县乡民政部门大印，有诸多见证人签字的“领养协议”，协议的落款日期是十年前的某天。

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我在派出所的户籍档案也被改了

还有两个月才过十六岁生日的林子龙，出生日期被提前了两年多，一夜间变成了十八岁的成年人，成了有选举权的共和国公民。

这种随意修改户籍信息的情况，在当时是很常见，甚至不需要派出所所长出面，给户籍警送两条烟两瓶酒就能办妥。

后来我曾想过，如果不是自己和堂婶的年龄差只有十七八岁，说不定族里人还能省点事，不用办“收养协议”，直接给堂婶换个户口本，把我的名字加上去，我就能以堂叔儿子的身份，名正言顺地接替因公死亡“父亲”的班。

当爸爸把“招工体检表”放到我面前，让我明天早点起床，起床后不准吃饭喝水，跟他去县医院体检的时候，我知道一切都无法改变，反抗已经没了意义，也就放弃了挣扎和努力。

在父母的眼里，我是没有长大的孩子，不知道一个铁饭碗对农民家的子弟来说，是多么金贵的东西。

于是，懵懵懂懂的我，以工亡子女的身份，成了榆树岭煤矿的正式职工，并因为这个身份受到了特殊关照，没有被分配到危险程度最高的采掘一线，而是成了井下运输队的一名轨道工。

煤矿井下工人的工资，至少比其他行业要高两级，我刚上班，月工资就是四十二元，一年后涨到了五十四元。

上班前两年，每个月开工资后，把自己当月的生活费留下，剩下的钱我会在第一时间寄给父母，父母从中拿出二十元交给堂婶，余下的用以贴补家用。

后来，每个月到手的工资慢慢多了，我不再每月去邮局，而是两三个月才给父母寄一次钱，每次的数额都不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