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刘少奇听取文化部党组汇报时指出：“百花齐放，就允许并存，各搞各的，比如洋的土的都可以搞。”

刘少奇讲完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强调吸取苏联的教训。

毛主席当时指出：我们的哲学、经济学、历史和文艺批评的研究领域“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

同年，有一位在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到他不同意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部分论点，有人提议把这一事件通报给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把这个苏联的学者赶回去。

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这样做，当时就此事专门强调：“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有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急需党团结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时数量并不太多的知识分子对于百业待兴的新中国就更显珍贵。与此同时，苏联出现“解冻文学”思潮，对文艺的行政命令、官僚主义，文学创作的模式化和“虚假”作风等进行了质疑。这些现象在中国文艺界引起共鸣，大家都认为中国的文学创作存在回避斗争、不敢干预现实生活、不能真实地描写生活的缺点。

江寒在回顾了历史之后说道：“我们现在，不少知识分子，根本不去了解真实的历史，就盲目地迎合一些无知无畏的所谓爱国者，进行爱国情绪的消费，反而，这种倾向对于整个社会是非常有害的。”

“这些人当中，面上极左，其实里子极右！”

江寒又看向张巍巍：“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我们的人民群众还没有接受像文艺复兴这样的思想启蒙。我们总是被一种思想所控制，上层总是向民众灌输同一种思想，结果是什么呢，有人曾说过，我们产生不了人才，只会产生奴才。”

“几十年来，人们一直被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工人阶级的利益跟资本家的利益是矛盾的，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与地主的利益是矛盾的。”

“于是，我们把地主打倒了，把资本家打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