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

有钱总是好事情的。

可若是有钱却不能用对地方，再多钱也是白搭。

朱元璋当初给手下的官员定俸禄，正五品的年俸还不到一百两。而官场应酬结交送礼什么的，动不动就要几十上百两甚至上万。这点对于京官来说尤为痛苦。

若是官职高，说不定还能靠收礼维持平衡。可对于低阶官员来说，想收礼也没人送啊，并不是所有官员都能收礼的。

‘革命军’内部的公务人员收入其实不高，反倒是一些技术人员的收入比公务员还高。周青峰对自己体系内是实行极其严厉的监管，任何行贿受贿和贪腐行为都予以严惩。同时又尽可能的照顾公务人员的生活，让他们不至于活不下去被逼着想办法捞钱。

能跟周青峰混的大多是他自己培养的泥腿子。这些人要求低，热情高，对待遇不怎么讲究。正因为这一系列情况，‘革命军’的公务职位对于明廷官员来说毫无吸引力，可事情总是有些例外……。

马可世马公公要大展身手，能快速扩张势力的办法便是挖明廷的墙角。他自然不会去挖那些高官显贵，比如欧阳君和罗烈那样的官绅子弟，挖也白挖。他挖的就是那些七品以下，穿青袍绿袍的底层官吏。这些官吏数量多，待遇差，却是朝廷真正做事的骨干。

王鲲鹏给了马可世两万两银子，可不是把银子一丢就算了。马公公做编制，他手下文书写请款报告，挖来一个人手就填一个编制。月薪也就比明廷给的高一些，主要是按能力和品级一次性给几百两的安家银子稍微吸引人。

按周青峰的说法——撒银子不是发大水，要用在实处。否则再多银子也白搭，反而引来一批唯利是图的无用之辈。

如此一来愿意弃暗投明的人终究有限。东厂和锦衣卫的人不缺捞钱的手段，不会轻易跑来投靠。倒是刑部和工部有大把大把的穷光蛋官员，穷到要借高利贷维持生活——没错，咱大明朝真就有这样的事。

投靠反贼也是需要勇气的。大明立国两百多年，其正统的地位尚在，一开始能来马公公手下的也就那么十来个混的很不如意的官僚底层。这些人算得上是孤注一掷，拖家带口的跑到天津，就成了马公公打开局面的仅有人手。

不过人少有人少的好处，没有那么些原有官场的陋习。

王鲲鹏吩咐马可世时，半个小时就把他的职位安排了。马可世就任安全部副部长，手下十几个人一起开会，他就开始分发卷宗安排任务。目前他手下来的大多是刑部的人，有人翻开卷宗看了几眼就乐道：“马公公，这投毒的案子好办，把城中丐头抓来一问可知。”

在大明朝，当坏人都是职业性的。就比如白莲教的徐鸿儒喜欢招摇撞骗，那都是划分地盘和手法。一帮人干一行，别人想插手都不行。同行是冤家，抢饭吃是绝对会打起来。

开口说话的是一员真正的小吏，他甚至都不是刑部的人，而是京畿附近顺义县来的一名从九品典史，最低级的官儿——正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这名典史就是跟社会底层打交道，一口道破案件的玄机。

古代是真有‘丐帮’的，不过不是什么行侠仗义的江湖人士，实际上是一帮黑社会人员。这些人的头目住着豪庭大屋，养着娇妻美妾，却靠欺压最贫苦的乞儿为生，干的都是最阴私险恶的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