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边的自然环境，本来就不太好，因为黄河。

黄河在这一时期，长期南泛，走的还不是后来山东利津入海那条路。

而是从开封向东南，夺取淮河以北的各种河道，想尽一切办法入海。

仅在明代，它就有六次大改道，每次都会把沿岸淹成一片泽国。

这会的河道，是从开封经徐州到淮阴，随便涨点水就能把运河崩了。

这也是古代的淮阴，在明代改叫淮安的原因。

淮安淮安，淮水最好安宁，否则就会把这片全淹了。

有了王自用的解释，刘承宗对张一川请他封皇帝的事，就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这并不是滑稽的请封。

而是张一川进入凤阳，迅速与凤阳本地会道门一拍即合，双方合流，假借赵古元之名团结信众，增加威势。

弄清楚这个问题，刘承宗对这事就不存在困惑了。

因为归根结底，张一川不是脑子一热想当皇帝，而是借由这种手段达成目的。

换句话说，古元真龙皇帝，在凤阳府有极高的‘正统性’。

所谓的正统，其实就是目标人群的认同。

在此时的陕西，西安府以外的府州县，超过一半的人都造了反，更多的人也有流动乞食的经历。

脱胎其中的叛军佼佼者元帅府，在陕西活动、统治，就有相当的正当性。

当然明军在此地活动，也有相当的正当性。

做过流贼的百姓不会在路上伏击元帅府塘兵，甚至加入其中；士绅家里的护院也不会朝明军士卒放炮，还会争相引路。

因为他们天然应该出现在这儿。

反之如果一支后金军、蒙古军打进陕西，那么不论流贼还是护院，都会拿上兵器予以其迎头痛击。

实在没打过，兵败了，那是被短暂征服后的蛰伏，也绝非认同。

等到有人举起大明或元帅府的旗帜，他们依然会群起响应。

同样的道理，也出现在张一川这个河南总兵官身上。

他进军河南，靠的就不是正统，在整个河南，没有人认同他，甚至没有人认同他身后的元帅府，他们就是外人。

走投无路的百姓加入他或被他裹挟，目的是投机，只不过追求的机会比较低劣，只是为一餐饭食和瘟疫中的救援。

如果有人在此过程中融入其间，生活状态得到改变，富有起来或得到更好的社会地位，被授予官爵，心里就也会接受他。

好像元帅府已经统治了陕西，他们的河南总兵也挺正规的，也能让人看见得到美好生活的希望。

那么在河南，反对他们的人就会少一点，得到一点正统性。

而在南直隶的凤阳府，张一川是一点正统性都没有，身上所有符号都是负数。

人们对元帅府所知甚少，听见更多是惯于他们劫掠、作恶、反叛、屠城的消息。

而‘伪总兵’官职，还是个河南的。

这些身份对他在凤阳府做事毫无帮助，只有利用赵古元的名头，才能使凤阳府穷民快速接受。

人们听古元真人赵赶朱的故事长大，对这个称号熟悉，一旦有人举起这面旗帜，对现状的不满就会都投射到这面熟悉的旗子上，被驱使着投身其中。

所以这事，根本就不是刘承宗能决定的。

张一川派人跑回来传这个信儿，也不是为了让他册封皇帝。

而是不希望他从别的地方听到这个消息，将来心生嫌隙。

所以提前告诉他，毕竟你忠诚的部下都告诉你了，你可就不能大耳刮子抽我了。

实际上刘承宗猜测，兵贵神速，早在张一川部使者上路的同时，这面古元真龙皇帝的旗帜，应该已经在凤阳府树起来了。

他封不封，其实无关痛痒。

对刘承宗来说，需要考虑的只是此事引发的连锁反应罢了。

他正对着西安府衙里得来的大明全舆图思虑，刘向禹和杨鼎瑞便联袂而来。

两位长辈兴冲冲地告诉他：“建号称制已有章程，册封十二转武勋的名目也已编好，特设忠武尉与建章校尉两转勋位，专门用于册封功臣。”

十二转武勋是唐朝的荣誉称号，从一级到十二级，享有从七品到正二品的待遇。

获得武勋的要求，是做为战场指挥官取得胜利，依照敌我兵力多寡、杀敌俘获数目，取得不同的转勋。

兵力多寡分为三级，敌众我寡，叫上阵；兵力相当，叫中阵；我众敌寡，叫下阵。

根据斩杀俘获敌军总兵力的比例，也分三级，斩获四成，叫上获；斩获两成，叫中获；一成则叫下获。

同时根据战场局势、敌军精锐程度，可分三等，最辛苦的是第一等，最容易的是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