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俩当即一脸正色叩头行礼。

客人是他们老熟识了，名叫杨鼎瑞，字星庄，安塞人。

刘向禹在延安府城做儒学训导时，杨鼎瑞就已经从生员的身份考取举人，因为还有考取进士的志向，既没跑地方官府的缺、也没出去找工作，继续留在儒学学习，偶尔当代课老师补贴家用。

所以刘向禹跟杨鼎瑞算半个同事，兄弟俩则是杨鼎瑞的学生，跟着他不但学过文、还打下了喜好运动的基础。

而且在刘承宗这儿，没少挨杨鼎瑞的揍。

原因就在杨鼎瑞鼻子架的眼镜上。

在明代，眼镜这一用具在官宦商贾等富有阶层基本普及，但大多为老花镜，人们很少近视。

一来是寻常人家，极少有用眼过度的需求；二来则是读书人有做官的需求，做官不单需要学识，对形体也有要求。

而学习过程中由于教育资源并不集中，并非后来一个老师对数十名学生，普遍为一名先生教四五名学生，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几乎是读书过程中的硬性规定。

基本上没有趴在桌子上写字看书的机会。

杨鼎瑞就因出身微寒，没有像样的老师管教，从小落下近视的病。

在这个时代，近视被称作能近怯远症，是病的一种。

刘承宗跟他学习时，杨鼎瑞还买不起水晶眼镜，只能自己眯着眼睛凑近读书，抬头看见刘承宗有样学样就拔出戒尺朝屁股一顿抽。

既然认为近视是病，杨鼎瑞便没少求医问药，汤药没少吃、针灸没少做，最后还是戴了副眼镜解决问题。

用杨鼎瑞当年的话说，他遍阅古代医家之言，最后认为这病还是得预防为主，在读书时经常推拿经络、出门运动最靠谱。

所以传了刘氏兄弟一套推拿手法——跟另一份记忆里眼保健操差不多，还经常读书个把时辰就带他们出去跑步爬山打猎。

当然，打猎是杨鼎瑞自己用弓打，兄弟俩只负责跑步、爬山、背经义和背猎物。

直到他俩随父亲去仕官米脂，跟杨鼎瑞的联系就断了，后来听说杨鼎瑞考上进士去了北京，距离更为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