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对于西北的局势深感不满。

红军的主力部队纷纷会师，数万红军战士在陕北地区仿佛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央苏区”。

然国军各地的实力派，如东北军和西北军，却似乎只关心自身的安全，对剿灭红军的任务显得心不在焉。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国民政府决定调动260个团的兵力，以中央军为主力，分为四路进行围剿。

他们企图趁红军长途跋涉、立足未稳之际，一举消灭陕甘苏区。

红军的三大主力刚刚会师，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从军事部署来看，国民政府对这次围剿进行了精心策划。

中央军的第37军和第3军分为两路，从会宁向靖远方向进行夹击。而嫡系第1军则作为主力，从静宁向海原方向推进。

同时强令东北军的67军及其骑兵师也从隆德向黑城镇方向施压。

国民政府的这种部署明显是在向东北军、西北军等施加压力，甚至有意借机派兵进入西北进行“监军”。

面对敌军的大规模进剿，红军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为了应对围剿，红军总部在三大主力会师前就提出了旨在消灭国军第一军的《静会战役计划》。

然由于种种原因，静会战役和随后的宁夏战役计划都未能成功实施，迫使红军不得不放弃豫旺以西的大片土地。

国民党军则趁机从静宁、会宁一路追击至陕甘苏区的边缘，形势异常危急。

红军所在的陕甘宁交界处是黄土高原上最为贫瘠的地区之一，人口稀少，干旱少雨，物资匮乏。

数万红军战士聚集在这里，不仅难以补充兵员和筹集物资，而且作战空间也十分有限。

此外，红军刚刚会师，红二、四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红一方面军也刚刚经历过连续作战，都显得疲惫不堪。

若红军在反围剿中失利，他们或许将不得不离开陕甘，向东渡过黄河，再次进行战略转移。

在长征的历史中，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先例。

红二、六军团曾在贵州毕节设想建立根据地，但最终在军事压迫下不得不继续转战。

因此，红军必须坚决打击中央军，以确保陕甘苏区的安全。

当时的军事态势是，国军第1军正向豫旺推进，第37军驻守黄河东岸，而第3军占领同心县城后行动迟缓，基本上在原地观望。

东北军则不愿再充当炮灰，选择在庆阳、驿马镇一带“备战”。

面对这种情况，红军迅速确定了作战策略：

“对东北军采取统一战线方针，保持对峙，维持默契；对国军第37军、第3军进行牵制，相机实施打击。”

“对于国军主力第1军，红军则采用逐次转移，诱敌深入，在预定的有利地区集结优势兵力，予以歼灭。”